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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庭碧螺春,一个绿茶王国的传奇

2022-12-18 15:02:38 505

摘要:吓杀人香——碧螺春汪鹤年清代开始成为名茶珍品的碧螺春,深受文人青睐。清末辞官后家居苏州的陈康祺《碧螺春》诗就曾如此咏道:“从来隽物有嘉名,物以名传愈见珍。梅盛每称香雪海,茶尖争说碧螺春。已知焙制传三地,喜得揄扬到上京。吓杀人香原夸语,还须早...

吓杀人香——碧螺春


汪鹤年


清代开始成为名茶珍品的碧螺春,深受文人青睐。清末辞官后家居苏州的陈康祺《碧螺春》诗就曾如此咏道:“从来隽物有嘉名,物以名传愈见珍。梅盛每称香雪海,茶尖争说碧螺春。已知焙制传三地,喜得揄扬到上京。吓杀人香原夸语,还须早摘趁春分。”


茶尖争说碧螺春


碧螺春,也叫碧萝春,亦有“佛动心”的俗名,是我国上等绿茶中的珍品,系中国十大名茶之一。素以形美、色艳、香浓、味醇“四绝”而闻名中外。

碧螺春原产江苏苏州市吴县太湖的洞庭山(今属苏州吴中区),所以又称“洞庭碧螺春”。碧螺春不仅充分享受着洞庭湖特有水土的滋养,而且由于茶树与果树间种,所以茶叶具有特殊的花朵香味。


江苏苏州市吴县太湖的洞庭山


碧螺春采制技艺具有三大特点:一是摘得早,二是采得嫩,三是拣得净。每年春分前后开采,谷雨前后结束,以春分至清明采制的明前茶品质最为名贵。

碧螺春炒制的特点是:手不离茶,揉中带炒,炒中有揉,炒揉结合,连续操作,起锅即成。其成品茶成螺状卷曲,条索纤细,茸毛显露,色泽青翠、光润,具花香味。汤色深碧,味极幽香,有饮后回甘之妙处。


碧螺春炒制的特点是:手不离茶,揉中带炒,炒中有揉,炒揉结合


碧螺春茶的冲泡和品饮方法,也与众不同,颇有情趣。通常泡茶,往往先放茶叶后冲水,而碧螺春则相反,先注水,后投茶。品饮碧螺春,最好用洁净透明的玻璃杯,这样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、春染海底、绿满晶宫等三种奇观。充分欣赏过碧螺春在杯中的奇妙变化后,再细尝慢品碧螺春的花香果味,会不由自主地为其嫩绿隐翠、叶底柔匀、清香幽雅、鲜爽生津的绝妙韵味所倾倒。  


自唐宋时即开始闻名的洞庭茶


太湖洞庭山是中国著名的古老茶区,早在唐代洞庭山茶就已为世人所珍爱。

洞庭山所在的吴地,是饮茶习俗最早流传的地区之一。至迟在南北朝时期,吴地人就有了煮茗粥为饮的习惯。唐杨晔《膳夫经手录》就留下了这样的记载:“茶,古不闻食之,近晋、宋以降,吴人采其叶煮,是为茗粥。”茗粥就以茶为主料烧煮的一种类似粥的饮料,当时吴人煮茶粥所用的茶叶便采自当地。

在唐人陆羽的《茶经》中,太湖洞庭山已被列为中国重要茶叶产地之一:“苏州长洲县生洞庭山,与金州、蕲州、梁州同。”

当时,为撰写《茶经》,陆羽曾多次考察过洞庭东、西山。诗僧皎然有一次拜访陆羽时,适逢其去东西山而不遇,遂留下《访陆处士羽》一诗:“太湖东西路,吴主古山前。所思不可见,归鸿自翩翩。何山尝春茗?何处弄春泉?莫是沧浪子,悠悠一钓船。”

洞庭东、西山也是唐代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经常品茗唱和的所在。皮日休在《崦里》(崦里,西洞庭山的一处地名)一诗中曾写道:“几家傍潭洞,孤戍当林岭;罢钓时煮菱,停缲或焙茗。”

到了宋代,洞庭山茶已被列为贡茶。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“江南东道三·苏州”:“[长洲县]洞庭山,按《苏州记》云,山出美茶,岁为入贡。”

宋朱长文(公元1039—1098年)《吴郡图经续记》“杂录”中的记述更为具体:“洞庭山出美茶,旧入为贡。《茶经》云:‘长洲县生洞庭山者,与金州、蕲州味同。’近年山僧尤善制茗,谓之‘水月茶’,以院为名也,颇为吴人所贵。”可见宋代洞庭山出产的水月茶,品质比唐代陆羽写《茶经》时已有明显提高,并成为风行吴地的上品茶。很可能这种水月茶便是曾进入皇宫的贡品。


洞庭山出美茶,旧入为贡


乾隆十三年(公元1748年)《苏州府志》卷十二“物产志”不仅沿袭了朱长文的说法,而且认定当时吴县的贡品用的就是水月茶:“茶出吴县西山,以谷雨前为贵。唐皮、陆各有茶坞诗。宋时洞庭茶尝入贡,水月院僧所制尤美,号水月茶,载《续图经记》。”

明代,因苏州虎丘、天池两大名茶相继出现,洞庭茶似乎一度黯然失色。

但到了清代,洞庭茶又开始频频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。

清代方式济(公元1678——1720年)记述清初黑龙江地区发展情况的《龙沙纪略》,在其“饮食”条中提到:“茶,自江苏之洞庭山来,枝叶粗杂,函重两许,值钱七八文,八百函为一箱,蒙古专用和乳,交易与布并行。”

这一时期洞庭山所产茶叶,除专销蒙古品质稍差的粗杂茶外,还有包山剔目、东山片茶等优质茶。甚至可与同时期的“虎丘茶”、“松萝茶”相媲美。清代吴县洞庭西山人王维德撰成于康熙五十二年(公元1713年)的《林屋民风》“土产”条:“茶出洞庭包山者,名剔目。俗多细茶,出东山者品最上,名片茶。制精者价倍于松萝。”


碧螺春的出名、得名之谜


碧螺春茶作为洞庭山的特产,究竟问世于何时,其得名的真正缘由又是什么呢?可说是一大疑案。

一般认为,碧螺春开始为人所重是在清康熙年间,而且还是由康熙皇帝给起的名。

首开头炮的史料是清王应奎所撰、刊于乾隆五年(公元1740年)的《柳南续笔》,书中“碧螺春”条记有此事:“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产野茶数株,每岁土人持竹筐采归,以供日用,历数十年如是,未见其异也。康熙某年,按候以采,而其叶较多,筐不胜贮,因置怀间。茶得热气,异香忽发,采茶者争呼‘吓杀人香’。‘吓杀人’者,吴中方言也,因遂以名是茶云。自是以后,每值采茶,土人男女长幼,务必沐浴更衣,尽室而往,贮不用筐,悉置怀间。而土人朱元正独精制法,出自其家,尤称妙品,每斤价值三两。己卯岁,车驾幸太湖,宋公购此茶以进,上以其名不雅,题之曰‘碧螺春’。自是地方大吏,岁必采办。而售者往往以伪乱真。元正没,制法不传,即真者亦不及曩时矣。”

从《柳南续笔》的记述看,碧螺春原是一种野生茶,产于太湖洞庭东山的碧螺峰石壁缝隙间,起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康熙某年,有人在采摘此茶时,因筐里装不下,只好顺便放入怀中。谁料,茶得热气异香忽发,采茶者因争呼其为“吓杀人香”。一个偶然的际遇,此茶清香幽幽,飘忽不散的天生丽质才得以为人所知。此后,人们便有意模仿此种采法,并加以精制。而且众口争传之下,“吓杀人香”便成了这种茶的士名。“己卯岁”(即康熙三十八年,系公元1699年)的春天,清圣祖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车驾幸太湖时,巡抚宋荦从当地制茶高手朱元正处购得此茶进奉,帝以其名不雅驯,题之日“碧螺春”。从此碧螺春遂闻名于世,不胫而走了。


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车驾幸太湖


清末陈康祺《郎潜纪闻》“碧螺春”条和清小横香室主人所编《清朝野史大观》“碧螺春”条均沿袭《柳南续笔》的说法,并增加了“自是地方有司,岁必采办进奉矣”的记述。也就是说,因康熙的赐名,碧螺春成为地方官岁岁必进的贡品。尽管有人附和此说,但从史料的完全趋同来看,《柳南续笔》的记述其实只是一种孤证,不足为据。

而据现有史料,最早记载碧螺春的应是《随见录》。据清陆廷灿《续茶经》引《随见录》载:“洞庭山有茶,微似岕而细,味甚甘香,俗呼为‘吓杀人’。产碧螺峰者尤佳,名‘碧螺春’”。因《随见录》原书已散失,作者亦不详,我们无法判断其成书年代。但从《续茶经》的编纂过程看,《随见录》的成书年代至迟应在清康熙年间。《续茶经》一书由作者草创于崇安任上,编定于其归田之后。康熙五十九年(公元1720年),陆廷灿任崇安县令期满,便以病为由回家休养,“以多病家居,翻阅旧稿,不忍委弃,爰为序次”。十余年后的雍正十二年(公元1734年),这本洋洋七万余字的《续茶经》终于面世。可见,《续茶经》一书的资料收集工作,完成于康熙五十九年以前,此后只是抄录厘定而已。也就是说,即便《随见录》是刚则被《续茶经》收录的新作,其成书年代也应在康熙五十九年以前。而此时距离《柳南续笔》所载康熙赐名的年代不过一二十年的历史。如果确有其事,《随见录》的作者绝不会视若无睹。

我们再从当地人的几则记述看,也可以印证康熙赐名乃子虚乌有之事。

如上一节所述,清代吴县洞庭西山人王维德撰成于康熙五十二年(公元1713年)的《林屋民风》“土产”条曾提到产于洞庭包山(即洞庭西山)的剔目茶和产于洞庭东山的片茶,却无一字提及碧螺春茶。

清俞樾《茶香室三抄》曾就以上记述提出过这样的质疑:“按国朝王维德著《林屋民风》,于太湖事甚详,而土产类但言茶出洞庭包山者名‘剔目’,俗多细茶,出东山者品最上,名片茶,云云。其书作于康熙癸巳,乃康熙二十年,犹未知有碧螺峰茶也。碧螺峰之名不在七十二峰之数,然则此茶未出,并此峰亦不显也。”尽管文中将康熙癸巳错误地推算为康熙二十年(应为康熙五十二年,即1713年),但所说很有道理。也就是说,王维德在撰著《林屋民风》时,距康熙三十八年仅仅14个年头,他不可能视如此重大的史实于不顾。

我们再来看看洞庭东山人金友理于乾隆十五年(公元1750年)初脱稿的《太湖备考》对于当地物产的一段记述:“茶出东西两山,东山者胜。有一种名‘碧螺春’,俗呼‘吓杀人香’,味殊绝,人矜贵之。然所产无多,市者多伪。”这段记述中也未提到碧螺春与康熙有什么瓜葛。

应该说,上述二人都是当地人记当地事,其可信度无疑要比江苏常熟的王应奎要高得多。

作为信史的地方志,对康熙赐名之事似乎也表现出极度的淡定和麻木,甚至连据说之类的话都不曾有过。乾隆十三年(公元1748年)《苏州府志》便有“近时佳者名曰碧螺春,贵人争购之”的记述;同治《苏州府志》“物产志”亦有“近时东山有一种名碧螺春最佳,俗呼‘吓杀人’”的字样。两志的相同之处就在于:唯独不提康熙二字。按理,真有此事,对苏州名茶来说可是最好的招牌。况且,目无君王,甚至会招致杀身之祸,谁又敢如此大不敬?唯一的解释就是文人笔记可以道听途说,信口开河;而地方志书却不敢造假,以规避失实的风险。

关于碧螺春的得名,清人戴药砰撰于乾隆三十六年(公元1771年)的《吴语》中的一段记述倒是值得重视:“碧螺春产洞庭西山,以谷雨前为贵。唐皮、陆各有茶坞诗,宋时水月院僧所制尤美,号水月茶,近易兹名。色玉香兰,人争购之,洵茗荈中尤物也。”从此段记载看,碧螺春原是由水月茶改名而来。当然,此说也仅是孤例,未可全信。

之所以会取名碧螺春,大约是取其色泽碧绿,卷曲似螺,春时采制,又得自洞庭碧螺峰吧。


之所以会取名碧螺春,大约是取其色泽碧绿,卷曲似螺,春时采制,又得自洞庭碧螺峰吧


碧螺春曾号称天下第一


碧螺春更名后,很快便得到人们的追捧,至迟在嘉庆年间(公元1796年-1820年),已开始成为苏州地区的贡茶品种。清吴中名士顾禄所撰,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《清嘉录》曾特辑“茶贡”一节,以示对该茶的重视:“谷雨节前,邑侯采办洞庭东山碧螺春茶入贡,谓之茶贡。案《府志》:茶出吴县西山,以谷雨前为贵。”

许多文人对碧螺春的优异品质,亦表示出普遍的认同。

龚自珍(公元1792年~1841年)《龚自珍全集》第九辑“会稽茶”诗序中就有“茶以洞庭山之碧萝春为天下第一”之说。

清郑光祖道光二十五年(公元1845年)重新增补修饰定稿的《醒世一斑录》也认为:“浙地以龙井之莲心芽,苏郡以洞庭山之碧螺春,均已名世。”

清末震钧(公元1857-1918年)《天咫偶闻》卷八中所录作者自撰的《茶说》更明确表示:“茶以苏州碧螺春为上,不易得。”

相较以上诸说,主要生活在乾、嘉年间的郭麐(公元1767~1831年)在其《灵芬馆诗话》“续二”中对碧螺春珍贵情形的记述似乎更为具体,也更加可信:“山中所产之地止一方,充贡外,虽地方大吏亦不能多得。今年樊君补之托其友人于家园中分饷半斤许,真不啻食西施乳也。”

有幸一尝真品的晚清文学家俞樾,也在其《春在堂随笔》中记述了自己亲尝真品的独特感受:“洞庭山出茶叶,名碧萝春。余寓苏久,数有以馈者,然佳者亦不易得。屠君石巨,居山中,以《隐梅庵图》属题,饷一小瓶,色味香俱清绝。余携至诂经精舍,汲西湖水瀹碧萝春,叹曰:‘穷措大口福,被此折尽矣。’”在尝过碧螺春真品后,曲园老人竟会发出如此赞叹,足见其魅力非同一般。

大约是受到《柳南续笔》中“贮不用筐,悉置怀间”传闻的影响,郭麐在其《灵芬馆诗话》“续二”中甚至煞有其事地编造出碧螺春茶系由青年女子用酥胸“温干”而成的奇闻:“洞庭产茶名碧萝春,色香味不减龙井,而鲜嫩过之。相传不用火焙,采后以薄纸裹,著女郎胸前,俟干取出。故虽纤芽细粒,而无焦卷之患。”据说号称山舟学士的梁同书(公元1723年~1815年)就曾写过《谢人惠碧萝春》一诗咏及此事:“此茶自昔知者希,精气不关火焙足。蛾眉十五采摘时,一抹酥胸蒸绿玉。”


洞庭产茶名碧萝春,色香味不减龙井,而鲜嫩过之


而朱琛编纂于民国九年(公元1920年)的《洞庭东山物产考》,对碧螺春生长习性、栽培技术、采焙方式及其功用的记述要实在得多:“洞庭山之茶最著名为碧螺春,树高二三尺至七八尺,四时不凋。二月发芽,叶如栀子,秋花如野蔷薇,清香可爱,实如枇杷核而小,三四粒一毬根,一枝直下,不能移植,故人家婚礼用茶,取从一不二之义。茶有明前、雨前之名,因摘叶之迟早而分粗细也。采茶以黎明,用指爪掐嫩芽,不以手揉,置筐中,覆以湿巾,防其枯焦。回家拣去枝梗,又分嫩尖一叶二叶,或嫩尖连一叶为一旗一枪,随拣随做。做法用净锅入叶,约四五两,先用文火,次微旺,两手入锅急急抄转,以半熟为度,过熟则焦而香散;不足则香气未透。抄起人瓷盆中,从旁以扇搧之,否则色黄香减矣。碧螺春有白毛,他茶无之。碧螺春较龙井等为香,然味薄,瀹之不过三次。饮之有清凉醒酒解睡之功。种宜山地,不喜肥土,冬初,拣老子和湿土藏之,来春二月取种树下,或背阴处,浇以米泔、蚕沙。或小便稀粪等和水微微润之,不可太湿,根太湿必烂。”足见,到了民国时期,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摸索出的碧螺春种植、采焙等技术已相当成熟。

民国王孝煌撰于1934年的《一澄研斋笔记》,还对碧螺春的冲泡方法和功效作了较系统的记述:“考此茶,拣极嫩芽焙火,质细而味醇。先贮沸水,以上下之,即沉底。多食克化,甚有助胃力,新茶愈香烈。今吴下有赝品,俗亦名‘佛动心’。”

如今,于2002年获得原产地域标志产品保护的碧螺春,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和港、澳地区,而且远销到美国、德国、比利时、新加坡等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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